《烽火家书：抗战时期李国伟亲友书信选》樊纲先生序之二

这本《烽火家书：抗战时期李国伟亲友书信选》，收录了抗战时期李国伟等几位民营企业家170多封与企业坚守和奋力发展相关的往来书信。与一般的官方正式文件不同，这些“家书”更细腻地记载了企业家们有血有肉的家国情怀。这些“琐碎”的日常记述，使我们在今天追忆起那些艰难困苦的往事时，能激发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诸多思考。

1927年之后的十年，是国民政府强权干预市场、官僚资本强势挤压、“收编”民营企业的十年，加上世界经济在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处于大萧条时期，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更使民营企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荣氏企业为例，除了位于上海租界内的申新二厂和九厂之外，上海租界外、江苏的所有面粉厂、棉纱厂或毁于战火，或被日本公司接管，或遭日本浪人砸毁，尽失一空，唯有武汉的福新五厂和申新四厂得以保留，才有了后面艰辛的内迁故事与在战火中的继续发展。

说到民营企业家在抗战期间共担国难、共敌外患的家国情怀，我脑海里就会浮现两个词汇：一是“沉船”，一是“内迁”。

沉船，是指为了防止日本军队沿长江而上入侵“大后方”，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的航运公司将轮船装满巨石，凿沉于江底，以阻塞航道。在江苏江阴、江西马当、湖北宜昌等数次长江水面的沉船行动中，国营的轮船招商局责无旁贷，沉船占全部吨位数的40%，而其他60%则有赖于民营航运公司，如三北公司、大达公司、大通公司、民生公司等，其中有的公司凿沉了自己全部的轮船。企业不是军队，手中只有机器而没有武器。大敌当前，中国的企业用自己手中的机器（轮船）当作武器，以这种悲壮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民族大义与抗争力量。

内迁，是指全面抗战期间为了避免中国工业的有生力量被日本人摧毁或占有，将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工业企业的设备和人员内迁到西部地区，开工生产，以满足战争的需要和民生的供给。

内迁涉及上海、无锡、武汉、广州、天津等工业城市中几千家企业的大量物资。各家内迁企业奋力拼搏，为保持中国工业的命脉，满足战争时期的物资供给，把一部分生产能力迁到了内地；以往相互竞争的各航运公司此时空前团结，成立了“内河航运联合办事处”，在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之下，统筹安排，日夜抢运。内迁过程中，可以说每一家企业都有千辛万苦的故事。

内迁当然也是企业家保存家业的举措。一些企业迁到内地后，由于需求旺盛而供给有限，市场回报比战前还好，有利可图。但是，在战乱年代，上有日寇飞机的轰炸，下有江面通道的拥堵，开云体育(kaiyun)官方网站要把那些机器设备和生产物料在很短的时间内抢运到千里之处，处处都是困难。而要迁去的千里之外，对企业家们来说，也是一个未知之地，各种难题还在前方，风险巨大，即便是今天的我们，想来都不免会知难而退。也正因此，一些企业没有选择内迁，连荣德生这样杰出的企业家，当时都不赞成武汉企业内迁，而是主张“一动不如一静”。因此，从逻辑上分析，一切内迁成功的故事后面，一定还有其他一些“额外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一些通常支撑企业成功的因素之外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由这种家国情怀所激发出来的不畏艰难困苦的韧性与创造性。李国伟主持的武汉荣氏企业申四和福五两厂的内迁，就是一个典型。

1919年，福五建成投产；1922年，申四建成投产。虽然经历了政局动荡和水灾、火灾，但李国伟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带领二厂在抗战爆发前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使二厂成为武汉地区最重要的民营企业之二。全面抗战爆发后，开云体育官网企业面临着是否要内迁、迁向哪里的抉择。荣氏企业内部对此存在分歧，荣德生与在沪股东反对内迁，李国伟则力主内迁。在李国伟的反复争辩下，股东们才同意将少部分旧式设备迁往重庆。后来战争局势不断恶化，在国民政府的催促下，在共产党的鼓励下，加上国际友人（爱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等）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帮助，李国伟不顾上海总部的反对与迟疑，自主拍板内迁，并决定将企业的主体部分迁至当时的陕西小城宝鸡。

内迁宝鸡，对企业自身利益而言，是一着“险棋”。除了通铁路之外，宝鸡当时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设施，一片荒原，一切要靠一家企业自己单枪匹马从头做起，难度之大，成本之高，可想而知。当时在沪股东们反对迁往宝鸡，从企业自身利益的角度看，也的确不无道理。李国伟考虑的因素，显然不仅是企业利益，更有保存国家工业命脉、满足国需民用的诉求。他从加入荣氏企业起，就十分敬仰荣宗敬的实业救国理念，在申四、福五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困难时刻，都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坚持与坚守着。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不仅是一厂一业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整个民族工业前途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家国情怀的驱使下，他带领员工，不仅在荒原上建起了厂房，而且为了躲避日寇飞机轰炸，建成了被后人称为“工业奇迹”的地下窑洞车间，恢复了申四、福五工厂的生产能力，并新开发建成了制铁厂（机器制造与维修）、造纸厂、煤矿、陶瓷厂等一系列上下游企业，以及农林、畜牧、医疗、教育、住宅等附属设施，自成体系，还在厂区周围植树50万株，形成一个粗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城市。

从申四、福五内迁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内迁不是简单地把企业复制到另一个地方，内迁本身也是一种创新，是一种创造，是一种比建设原厂更加困难、更加艰辛的创业过程，它的成功，对企业家的要求更高！

经济学家熊彼特是最早定义企业家职能的学者，在他看来，企业家的独特职能就在于创新，在于能够在生产技术、组织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不断提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办法来解决各种问题，从而获取创新的“超额利润”。这还只是从一般的“物质利益”（也就是“超额利润”）来解释企业家的行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提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作为一种精神要素，在企业家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这一理论的历史检验颇有争议。有人说，那些新教最先发源的国家（比如德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起源的国家，而二战之后现代企业发展较快的国家（如一些东亚经济体），往往没有宗教在起作用。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解释，宗教在这里表示的只是一种精神因素，是人（企业家）在追求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追求（或精神束缚）。这种精神追求，为企业家提供了“额外”的激励，使他们在困难面前更有一些坚忍的毅力，更有一些果敢的创新精神。对一般物质利益的追求，也许可以使企业在不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获利，但是要在艰难困苦中成就“奇迹”，没有一些与一般“赢利”一类的物质追求所不同的精神追求，是不大可能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确与新教伦理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积淀而成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不能不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在国难当头时用“沉船”和“内迁”创造奇迹的重要精神支柱。

民营企业，是“私人”的，但是企业家是可以是有“公心”的。在和平时期，这种公心也会发挥作用；国难当头时，其作用就会更加强大，使他们敢于去冒更大的风险，迎接更大的挑战，创造出更大的奇迹。这时他们的追求卓越和不辱使命，就不仅是一种经营业绩与个人荣誉，也体现着民族大义。

面对宝鸡长乐塬上1.75公里长、被林语堂先生赞誉为“中国抗战中最伟大的奇迹”的申新四厂窑洞车间，我们要向那些战火纷飞年代中坚韧不拔又勇于创造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文注释从略。）

出品：武汉市档案馆

来源：武汉市档案馆